歷史的見證者！故宮的每扇門 都藏著通向歷史的秘徑
2019-10-08 19:05:16來源：新周刊編輯：鹿鳴君
原標題：歷史的見證者！故宮的每扇門 都藏著通向歷史的秘徑
故宮既是歷史的見證者，也是歷史的參與者。對作家祝勇而言，故宮不只是一個寫作區域，更是觀察中國歷史的一個窗口。在他看來，故宮的每扇門都指向歷史，門后藏著通向歷史的秘徑。
多年前某個春日的黃昏，作家、現任故宮博物院影視所所長的祝勇，第一次踏進位于紫禁城內廷外西路的慈寧花園。
荒草沒過膝蓋，香爐銅銹斑駁，它們似乎都彰顯著這里的荒涼。細看之下，草上浮動著一層粉白色的無名花，隨風搖擺，如夕陽的流光。
祝勇抬頭，看見花園周圍的一些房屋已經殘破，只有正中的臨溪亭還算完好，“在一片荒草的海洋里，如一條不沉的彩舟”。身邊一位工作人員開玩笑說：“這座園子大概已經300年沒有男人進來了。”
有人把慈寧花園稱作故宮里的“寡婦院”。明清兩代，每逢皇帝大薨，新皇帝不能與前朝妃嬪同居在東西六宮，那些升級為太后、太妃的先帝后妃，只能在紫禁城一隅過起近乎隱居的生活。
望著這座籠罩在夕陽余暉下的花園，祝勇忍不住想象它曾經的璀璨：也許同樣是某個春日，臨溪亭下的水面碧藍，風從一座宮殿吹向另一座宮殿。
“煙水朦朧間，那些退休的太后、太妃以及宮女，在飛舞的落花間撲蝶、蹴鞠、放風箏，香汗淋漓，嬌喘細細……她們寂寞地開，寂寞地謝。花朵映照著她們的美麗，也見證著歲月的無常。”在《故宮的隱秘角落》一書中，祝勇如是感慨。
在慈寧花園，祝勇看到了一個更為原始的故宮。那時，他正在創作實驗文本《舊宮殿》，他希望能將小說筆法帶入散文寫作中。
身處慈寧花園撲面而來的荒涼感，讓祝勇的《舊宮殿》多了一種蒼涼厚重的氣韻。
正是從《舊宮殿》開始，祝勇十多年來筆耕不輟，創作了多部與故宮相關的作品：在《故宮的風花雪月》中，他試圖從一幅幅書畫作品回溯張擇端的春天之旅、韓熙載最后的晚餐、宋徽宗的光榮與恥辱，把夾雜在宮殿內部的形形色色人物的命運抽絲剝繭般展現出來；在《在故宮尋找蘇東坡》中，他試圖通過故宮藏品尋找蘇東坡的生命印跡，進而描繪整個宋代的精神風貌；在《故宮的隱秘角落》中，他探尋故宮的深宮冷院，它們可能和慈寧花園一樣屬于“未開放區”，也可能像昭仁殿，屬于“開放區”，極少為人關注，卻影響過歷史進程……
在祝勇心里，故宮本身就是生長“隱秘”的地方，正如它的英文譯名——TheForbiddenCity，“一個‘隱秘’消失了，就會有更多‘隱秘’浮現，就像日升月落，草長鶯飛，生生不息，永不停歇”。
祝勇能夠如此近距離地觀察“獨立靜謐，不受現代時間干擾”的故宮，始于2011年他在創作長篇小說《血朝廷》期間正式進入故宮工作。
“故宮對我，不只是一個寫作區域，更是我觀察中國歷史的一個窗口。”在祝勇眼里，故宮的每扇門都指向歷史，門后都藏著通向歷史的秘徑。
電影《末代皇帝》在紫禁城實地取景。
青銅器一出場就是“國家藝術”
完成《故宮的隱秘角落》之后，祝勇隱隱地有了寫故宮“古物”的沖動。
然而故宮古物多達186萬多件（套），祝勇曾開玩笑，一個人一天看5件，要全部看完，需要1000年。
雖然無論怎樣書寫都無法窮其萬一，甚至無法覆蓋故宮所藏古物的69個類別，但祝勇還是找到了一條破題的脈絡：商周青銅、秦俑漢簡、唐彩宋瓷、明式家具、清代服飾……他通過18篇文章串聯了每個時代的標志性符號，期望通過物質載體折射同時代的精神屬性。
在最終完成的《故宮的古物之美》一書中，他說青銅器一出場就是“國家藝術”，是夏朝創始人、那位成功治水的大禹“曬”權力的最重要工具。
只是，起源于夏代的青銅器，一入商代，立刻花樣翻新。祝勇覺得，這和商代寬闊、野性、暴烈的氣質相通。
比如商代那些專門制作酒器的氏族，會在青銅器上鑄造饕餮紋——蟠龍紋、龍紋、犀紋、兔紋、蟬紋、蠶紋、龜紋、魚紋、鳥紋、鳳紋、象紋……“如人的指紋，乍看差別甚微，其實個個不同。以至于今天幾乎無法找到兩件完全相同的青銅器。”
四羊方尊，商代青銅器，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。圖/smartneddy/wiki
自殷商到西周，人開始在青銅器上亮相。一件名為“宴樂漁獵攻戰圖壺”的青銅器上，再現了戰國時代的一場水陸兩棲戰役。到了秦代，青銅器上出現了兵馬俑的浩蕩戰陣。
祝勇曾近距離觀察故宮所藏秦俑，“看它們的每處細節，甚至可以與它們竊竊私語”。
在秦始皇那支泥制的軍隊里，除了有人，還有馬。那些保持立姿、規規矩矩的秦戰馬俑，到了漢代忽然活躍起來。
在故宮所藏的一塊“西漢獵虎紋畫像磚”中，可見一匹駿馬載著武士飛奔，四蹄飛騰；而東漢“西王母車騎畫像石”上，那幾匹小馬即便身上套了車，也個個步履輕快。“這些造型與絲綢之路這條歐亞大通道打通所帶來的興奮感、與大漢帝國的遼闊感相配。”祝勇說。
唐代藝術作品中的馬，則多了一份端莊。在祝勇看來，大唐帝國的沉穩與自信，正是“收斂于三彩馬的肌肉骨骼里，又透過它們迷離的色彩抖落出來”。祝勇甚至覺得，沒有什么器物比唐三彩更能代表大唐熱烈、奔放的性格。當然，也沒有什么器物能比汝窯瓷器更能代表北宋文人清麗、深邃的氣質。
故宮藏有一件宋代汝窯天青釉弦紋樽，今天的人們由此得知究竟何為“天青”色——宋徽宗最愛的顏色。
汝窯天青釉弦紋樽。圖/故宮博物院
在中國文化的漂泊轉折中，伏生是一個重要的銜接點。
幾乎在談及每一件古物時，祝勇都會引出人的故事。或者說，他不斷試圖與歷史中人“對話”。
就像看到故宮所藏的那些竹簡木牘，他會想象它們最初的樣子，慢慢地，伏生、晁錯等人的身影，開始浮現于他腦中。
秦始皇下令焚書之時，博士伏生冒著死亡和滅族的危險，把一部《尚書》偷偷藏于自家墻壁的夾層之內。這是人間幸存的唯一一部《尚書》，漢語中最早的“中國”一詞，就出自這部書。
很多年過去，朝代更迭，年老的伏生砸開自家墻壁，發現自己冒死留下的那部《尚書》仍在原處，但能夠辨認的只剩下29篇。
所幸，伏生不僅是《尚書》的收藏者，還是曾經參與編修《尚書》的人。
于是，一場浩大的搶救工程就此展開：漢文帝劉恒命晁錯前往伏生所在的章丘，以搶救那位九旬老者腦中的《尚書》。然而，晁錯千里迢迢抵達章丘時，看到的伏生已口齒不清。
好在伏生的女兒羲娥還聽得懂父親的話。于是，伏生、晁錯、羲娥開始了一場漫長的合作。
“在中國文化的漂泊轉折中，伏生是一個重要的銜接點，他為即將斷裂的歷史線索結結實實打了一個結。自此，在歷史的翻云覆雨中艱難生存的中國文化，總是能逢兇化吉、遇難成祥，原因是這個國家始終不缺像伏生這樣認死理、死認理的人，他們刀槍不入，百毒不侵。”
在祝勇眼里，司馬遷也是這樣的人，“身為‘刑余之人’，司馬遷居然踏遍青山，將那些即將消失的史料凝聚成一部《史記》。正因有了他，后世史家才找到了一種記錄歷史的可靠方式，最終匯聚成《二十四史》的浩瀚長河。”
故宮是一個整體，不能割裂地看
祝勇在書中詳述這段歷史，或許源于一個寫作者對文字及其載體最深的敬意。他在某日“突發奇想”——出版自己那本關于故宮繪畫的書時，可否專門造一批紙，只供此書使用？但合作方興趣寥寥。祝勇也理解，“畢竟造紙出書，已經超出了‘實用’這一標準”。
祝勇本人多年來對造紙情有獨鐘。2002年，聽說在雁蕩山深處有個叫澤雅的地方仍保留著宋代以前的造紙方法，他便和友人一同前往探訪。
他看到澤雅鎮有許多造紙作坊，沿村路或者江溪排列。“里面重復著一千年前的造紙奇跡：山上的竹子運下來，在水碓里搗成紙泥、紙漿，最后變成一刀一刀的屏紙。有些程序比《天工開物》甚至《夢溪筆談》的記載還要古老。”
祝勇記得，有一道工序叫做撈紙，操作者大多為老嫗。“她們用一個長方形的木格狀器物在缸里一撈，深黃的漿液就在上面附著成濕漉漉的紙頁，之后她們把紙頁放于紙垛上統一曬干。”
老舊的作坊、原始的操作手法以及周圍連綿的青山澗水，讓祝勇有種恍惚感，“我似乎目睹了一千年以前的人們”，而用古法造成的紙，雖不夠光滑潔白，卻帶有原始的粗糲感。
1962年，造紙廠用甘蔗渣為造紙原料。圖/人民畫報/wiki
尋訪造紙術的經歷，只是祝勇在2002年辭去從事12年的出版社工作，開啟十余年游歷生活的一個片段。
“跑的都不是大城市，都是‘老少邊窮’。”他曾拿著建筑學教授陳志華那本《楠溪江中游古村落》，帶著對隱居山野的宗族村落的好奇，從楠溪江下游一直走到上游；也曾幾乎跑遍西藏西南部地區。
天黑時，淳樸的藏民見他翻山越嶺風塵仆仆，主動招呼他到家里住下，分文不取。“我只好在第二天離開時，把兩三百塊錢偷偷塞到被子下面。”
祝勇說，這樣的游歷雖風塵萬里，但自己內心卻越來越豐富。而且那時他也不會想到，仿佛是命運的安排，他所有的行走、寫作、思考，最終都會收進故宮的紅墻里。
“故宮的建筑、古物及其背后的文化是一個整體，不能割裂地看。這些年的見識，讓我從文化的整體性出發，去認識一座建筑，看待一件古物。”就像乾隆花園的一處設計，可以追溯到《蘭亭集序》；故宮雨花閣的制式，居然和相距萬里的西藏阿里托林寺如出一轍。
祝勇一直記得第一次走進至今尚未對游人開放的雨花閣時的情景：里面的佛像、法器、唐卡等，還按照乾隆時的原樣陳列著，上面落滿了灰塵。他忍不住想，那些灰塵都是文物啊。
雨花閣。圖/故宮博物院
蘇東坡最大的功力是把浩大沉重的悲劇化于無形
“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”是祝勇保持旺盛創作力的一種途徑。前幾年的一次贛州之行，就成為他書寫蘇東坡時破題的關鍵一步。
贛州有一條江叫做贛江，作為長江支流，它是連接南北的交通線，也是當年政治生涯高開低走的蘇東坡一路被貶，從中原到南方的唯一通路。贛江上有十八灘，落差大、礁石多，素以兇險著稱。船行至這里，須交給此地灘師掌舵，行人貨物全部上岸，從旱路過了十八灘，再與灘師會師，重新回到船上。
站在江邊，見到江水在暗礁中奔涌，祝勇忽然體會到蘇東坡當年的心境，“也許只有抱著必死決心的人才能經過這十八灘。他的腳印、意志和所有故事的細節，至今仍蝕刻在贛江里”。那一刻，祝勇覺得所有的歷史脈絡都被打通。
回到北京后，祝勇通過故宮所藏宋元明書畫，開始尋找蘇東坡的生命印跡。在《在故宮尋找蘇東坡》一書里，他描述蘇東坡“是石，是竹，也是塵，是土，是他《寒食帖》所寫的‘泥污燕支雪’”。
然而，最讓祝勇動容的，是蘇東坡樂于與自己的苦難周旋。
“無論當多么小的官，他都不會喪失內心的溫暖。他滅蝗，抗洪，修蘇堤，救孤兒……被貶到黃州，幾乎斷了俸祿的他發現豬肉非常便宜，于是買來豬肉潛心研究烹飪方法，因而成就一道名菜‘東坡肉’。到了物資更為匱乏的惠州，他從屠戶手里買沒人要的羊脊骨，將其煮熟，用熱酒淋一下，再撒上鹽花，放到火上燒烤，用竹簽慢慢挑著吃，這就是今天流行的羊羯子的吃法。”
祝勇不喜歡怨氣重的人。“怨氣重，不是表明一個人的強大，而是表明一個人的猥瑣與虛弱。”蘇東坡顯然不是這樣的人，祝勇覺得，蘇東坡最大的功力是可以“用無數散碎而具體的快樂把浩大沉重的悲劇化于無形”。
蘇軾《寒食帖》局部。
那些自稱“大師”的人只要到故宮，就會底氣頓失
對祝勇來說，故宮是最好的歷史現場，也是他的靈感之源。
有時從武英殿旁經過，他會思考為何李自成登基那天沒有選擇太和殿。走過隆宗門和乾清門之間那排不起眼的板房時，他會想威名四海的軍機處為何會設在如此不起眼的地方。
祝勇也曾站在太和殿前坑洼不平的廣場上，仰頭看天空被四周的宮殿勾勒出起起伏伏的天際線，那一刻他忽然暢想，歷朝歷代不知有多少人像自己一樣，在宮殿里驀然駐足，仰頭望天。
身處故宮的這些年，祝勇的心境改變很多。“我的心從年輕時的飛揚慢慢沉落下來，進入一種很靜的狀態。”這種靜，或許本身就是故宮自帶的氣場。
“就像已經過世的臨摹大師馮忠蓮，可以用18年時間臨《清明上河圖》。‘故宮人’的那種專注，對我是一種影響。”而用600年時光打磨出的紫禁城，更讓祝勇體會到，“這世上好的東西都不是立竿見影的”。
近距離接觸故宮后，祝勇也越發體會到它的神秘。他曾在《故宮記》一書中提到，“角樓有72條脊，所有的構件都在暗中保持著天衣無縫的聯系。據說（上世紀）50年代大修的時候，工人們將它們拆下，就再也無法原樣安裝上去，那些構件的對應性蕩然無存，人們最后不得不使用釘子強行安裝”。
古代工匠對大殿戧脊的設計同樣讓祝勇覺得精妙。“黃昏時夕陽照在金色的戧脊上，那金色被襯得異常明亮。隨著夜色加深，它會愈加明亮，直到黑夜把所有建筑吞沒，變成一個黑色的剪影。”
祝勇不止一次在下班后的黃昏，沿著紅墻，從英華殿、壽安宮、壽康宮、慈寧花園的西墻外，一路往北走，往往還沒走到武英殿和西華門，就會看到夕陽的余暉從三大殿金色的戧脊上退去。不久后，“莊嚴的三大殿就如一個縱向排列的艦隊，依次沉入暮色的底部。接下來，整座宮殿，就成了夜的一部分”。
望著黑寂中莊重、浩大的宮殿，祝勇會忽然覺得，紫禁城似乎永遠都有一些讓自己無法看透的事物。“那是一些在時間中消失的事物，是已然破損的時間，就像維納斯的斷臂，只存在于古代的時間里，今人永遠無法修補。”
明知如此，祝勇仍愿意尋找蛛絲馬跡，用史料去填補那些破損的時間。只是故宮的博大讓他逐漸收斂起年輕時的狂妄，更為謙卑。他曾笑言，那些給自己掛牌“大師”的人只要到故宮，在王羲之、李白、米芾、趙孟頫作品前面一站，就會底氣頓失。
“600年的宮殿、7000年的文明，一個人走進去，就像一粒沙被吹進沙漠，立刻不見蹤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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